而现在北大的不少老学究，仍然在坚持不懈地钻故纸堆，这也是蔡元培极力引进新人想改变的。
　　陶行知笑道：“我记得在哥大时，适之说过要二十年不谈政治，看来要在文化上发力。”
　　胡适说：“政治革新之基础，是文化的革新，不然都是空中楼阁。”
　　李谕说：“你的信心听起来很足嘛。”
　　胡适拿出一本随身日记，指着最近的一行字说：“这是我在北上时想到的。”
　　日记上写的是英文：“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”。
　　李谕认识这行字，翻译成中文是“如今我们回来，你们请看分晓”（胡适后来改译为“如今我们回来了，你们请看，要换个样子了！”），但李谕不知出处。
　　陶行知却知道：“荷马史诗？”
　　“对，出自《伊利亚特》第 十八 章，它诠释了我的使命，”胡适说，“我在上海时，没有看到任何新气象，专门去了一场上海大舞台，也仍旧是老演员。这个大舞台就像中国的缩影，招牌是新的，房子是新的，座位和布景都是新的，但唱的还是老戏，做戏的还是那几张老脸。”
　　陶行知说：“祝适之兄在北大做个新面孔，一扫文坛浊气。”
　　胡适底气十足地说：“我一定要让那些‘桐城妖孽，文选谬种’认识到文学革命之力量。”
　　“桐城妖孽，文选谬种”是白话文运动中贬抑文言文的说法，由钱玄同首次使用。
　　白话文运动中，钱玄同一直很激进。其实他古文写得非常好，不输桐城派，却坚定支持了白话文。
　　陈仲甫、胡适、钱玄同在《新青年》中，将矛头直接对准旧文学，把桐城派的归有光等人称作“十八妖魔”，强力批判桐城和文选两派。
　　“目桐城为谬种，选学为妖孽”成了人们的共识。这两句口号由于指明了文学革命的对象，深受欢迎，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。
　　李谕笑道：“文坛真是如同斗兽场，太精彩了！我这边就没如此激烈的画面，最多孔教支持者发几句不着边际的批评科学的话，我已懒得回复。”
　　陶行知叹道：“这帮孔教分子，完全是在败坏孔老夫子的名声。”
　　“一并击破就是！”胡适说，“我早就料到会有不明是非之徒，和他们斗争，必须坚决。”
　　胡适决心真的不小，专门写过一首《沁园春·誓诗》：“文学革命何疑！且准备搴旗作健儿。要前空千古，下开百世，收他臭腐，还我神奇，为大中华，造新文学。此业吾曹欲让谁？”
　　胡适想拉上陶行知一起：“行知，你也来北大吧。在哥大时，杜威教授对你的评价甚至超过我。”
　　“不能所有人都扎堆吧？我还是返回南方，”陶行知婉拒道，“这次来京城，我还有一件事，要和蔡校长聊一聊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具体细节。”
　　陶行知和蔡元培搞的中华教育改进社，主要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，收教育权利，推动教育改进。
　　——相当有先见之明。除了李谕这种穿越者，能看到这一点的人屈指可数。
　　他们既不像一些人那样闭门造车、排斥外来文化；也没有丧失自我、只唯西方文明马首是瞻。
　　李谕留两人吃了顿饭，他们便一起前往了北大。
　　……
　　最近的《新青年》杂志越发鲜明地主张“科学与民主”两杆大旗，不时提到李谕大名。
　　看了最近几期后，李谕总感觉差点意思，终于忍不住来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旁的补树书屋。
　　这里是周氏兄弟的住处。
　　院内原有一棵大楝树，被风刮倒，又补种了槐树，故名“补种书屋”。鲁迅后来在《呐喊·自序》中说：“相传是往昔在院子里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。”
　　“周老弟，”李谕进门道，“我给你带了两条好烟。”
　　鲁迅讶道：“李谕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”
　　“我来不行吗？”李谕说，然后向屋里看了看，“你弟弟不在？”
　　鲁迅说：“他被北大招为了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的教授，今天正好有课。”
　　周作人每周去北大上三学时课，月薪二百四十大洋。
　　李谕把《新青年》放在桌上：“你应该看过了，他们虽然倡导白话文，但还没有几篇像样的白话文学能拿出来。”
　　“确实，”鲁迅说，“大部分还不如院士先生的星战和异形。”
　　“那不是严肃文学，纯粹是娱乐性小说，”李谕说，接着问道，“你还在抄古经？”
　　鲁迅点点头：“是的。”
　　李谕问：“抄那些有什么用？”
　　“没有什么用。”鲁迅说。
　　“那你抄它还有啥意思？”
　　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　　鲁迅的回答非常鲁迅。
　　李谕立即说：“所以说嘛，你自己可以写点文章。”
　　鲁迅点燃了一支李谕拿来的中华牌香烟，深深品了一口，张口说：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，不久都要闷死，然而从昏睡进入死灭，却也并不感到死的悲哀。现在若大嚷起来，惊醒了少数几个人，让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，这样对得起他们吗？”
　　李谕说：“可以想得积极一点，既然有几个人起来，就不能说一定没有毁坏铁屋的希望。现在缺少的，是呐喊之音。”
　　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已经当差了五六年，多少有点混日子的嫌疑。他再次用力抽了口烟，“好吧，我试着呐喊两声，就是不知道写出来的东西如何，千万不要投稿无门。”
　　他不是第一次提笔作文，但写白话文确实头一遭，不知道效果会怎样。
　　李谕又拿出一个盒子，“里面是上等的派克钢笔和墨水，送给鲁……树人兄弟用。”
　　鲁迅看了眼手里的烟卷：“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好用。”


第六百二十三章 文白之争
　　鲁迅说写就写，成稿速度很快。
　　至于笔名吗，他联想到在东京期间用过的“迅行”别号，便使用了其中的“迅”字，表明自己的想法开始于青年时代，有一些反抗时代的味道；然后冠以母亲的姓，这样一来就成了“鲁迅”二字。
　　鲁迅也属于横空出世，谁都想不到一个北洋政府的官员能写出这么有批判性的内容。
　　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大名鼎鼎的《狂人日记》，一炮打响，其中的警句李谕倒背如流：
　　凡事总需研究，才会明白。古来时常吃人，我也还记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
　　穿透一百年，这些文字还字字如刀。
　　紧接着鲁迅又写了《孔乙己》《药》等名篇。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鲁迅还挺慎重，针对《药》这篇小说，他专门跑到北大，找到刚开完一场讲座的李谕询问：“痨病是不是真的无药可治？”
　　李谕不太懂医学，但抗生素何等威名，所以自然知道在40年代链霉素出现之前，肺结核就是绝症。
　　“如果得了痨病，的确无法治愈，”李谕坦诚说，“不过并非毫无办法。”
　　“什么办法？”鲁迅问。
　　李谕说：“我在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见到了两位研究员，正在研究针对肺痨的疫苗。”
　　“就像治疗天花那样的种痘？”鲁迅问。
　　他三岁就在家乡绍兴种了牛痘，在当时人痘普及的情形下，已经算相当先进。
　　“差不多吧，这种疫苗可以有效防治常人染上痨病。”李谕说。
　　鲁迅好歹是学过医的，很容易明白李谕所说。
　　“这么好的东西，疏才兄的药厂有没有生产？”鲁迅立刻问。
　　“肺结核的疫苗还在研究阶段，法国的情况你晓得，是战乱前线，很多科研项目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冲击。”李谕说。
　　“太可惜了！”鲁迅握了握拳头。
　　“再过六七年，他们就能成功，”李谕说，“到时我会第一时间引入国内。”
　　鲁迅叹道：“连天花种痘都没完全普及，更何况痨病的疫苗。”
　　李谕明白他的意思：“愚昧不除，老百姓不仅会吃人血馒头，还会相信跳大神、江湖骗子。”
　　鲁迅的那篇《药》，讲的就是清末一户人家偷偷买人血馒头治疗孩子的痨病，人血来自一名慷慨赴死的革命者。
　　鲁迅说：“以前我与弟弟作人并不想与陈仲甫和胡适之等人有太近的联络，总感觉他们的做法太激进，现在想想，激进就对了。”
　　置身于这个时代，李谕已经不知道感受了多少次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所有类型的惊涛怒浪都要以异常壮烈的形态在中华大地上演一次。
　　新文化运动在后世的教科书上就是几页纸的内容，但双方的斗争绝对异常激烈。
　　比如典型的“文白之争”，就已经大大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。
　　中国的文字长期以来近乎上流社会的专利品。哪怕李谕时代的大学生，如果不是汉语言文学之类的专业，绝大部分人一定看不懂四书五经这些古文。
　　也不用说什么思想垄断，单单对文化普及来说，这就是一道无形又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　　所以陈仲甫、胡适、钱玄同、鲁迅、周作人等人，才会那么坚定地要把书面语言同口头语言统一，以白话代替文言，可以为更多民众所掌握，促进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传播。
　　“文白之争”已经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。
　　李谕说：“作为文明与知识的载体，语言的作用一直很大，在欧洲时，我遇见过一位叫做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，他便相当看重语言的作用。”
　　“哲学家？”鲁迅问，“我没听说此人，胡适之研究哲学，他或许听过。”
　　维特根斯坦的鸿篇巨著《逻辑哲学论》要到1921年才问世，现在国内无人知道很正常。
　　“等欧洲大战结束，物流、通信恢复正常，希望有人把它带回国内，最好能翻译成中文。”李谕说。
　　“说到翻译，”鲁迅又点了一根香烟，“过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两位正副监督，全都不赞成推广白话文。”
　　“严复先生和林纾先生？”李谕问。
　　“严复先生倒还好，抵抗最激烈的是林纾。”鲁迅说。
　　李谕感慨道：“琴南（林纾字）先生当年可是先进的维新派，反对缠足，反对迷信，反对大家庭制，而且提倡兴办女学。”
　　鲁迅说：“琴南先生人品文化方面没话说，不过清亡之后，成了一名坚定的遗老。”
　　“他好像没有受过多少前清的恩惠吧？”李谕说。
　　“没多少，但林老先生在清亡后自称‘清处士’，数十次远赴河北易县的光绪帝崇陵伏地磕头，大声啼哭，连守陵人都看不下去，”鲁迅说，“或许他把自己比作了明末清初的顾炎武，奔波数千里十多次往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哭陵。”
　　“明末与清末区别大了去。”李谕说。
　　鲁迅说：“紫禁城里宣统小皇帝知道后，大为褒奖，赐了两次字，‘烟云供养’和‘贞不绝俗’。得到这八个字，林老先生更是泪如雨下，感激涕零，写了一首诗抒怀，‘从来无语不轻赐，自问布衣无此荣’。”
　　“他的改变如此大，或许当年就是想振兴清廷。”李谕叹道。
　　“如果仅仅这样也就罢了，”鲁迅继续说，“为了反对文学革命，琴南先生前后写了好几篇文章，还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，攻击所谓的新文化是‘覆孔孟，铲伦常’，是大逆不道。甚至想要让蔡校长带头反对文学革命，但蔡校长怎么会被随意说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