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月，干旱向江淮地区蔓延，四川东部地区也出现了旱情。
　　同年，河中、波斯等地多多少少都遭遇了旱情，而北洲和东洲更是因为干旱而出现盗寇抢劫的事情。
　　这个时期，朱翊釴唯一能庆幸的，就是南洋没有受到太大影响，南洋和南洲的六亿亩耕地，能在自给自足的同时，向中洲提供足够便宜的五亿石粮食。
　　朱翊釴虽然注重研究，帝王心术和政治手段却并不差。
　　对于这笔粮食，他以当地每石二百到三百文的价格收购，以五百文的价格贩卖灾区。
　　刨除运输费，朝廷每石粮食能赚钱十到二十文。
　　这并不算多，而之所以要赚这笔钱，也是为了更好的赈灾。
　　大明朝在嘉靖年间基本没有积攒余财，所以朱翊釴上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发行五十亿两的国债来渡过难关。
　　这笔国债至今没有发完，但每一笔钱都用向了灾区。
　　例如隆庆五年，大明朝全年采购九亿六千余万石粮食，另外还有大量的油盐、肉食运往灾区，用于平抑粮价。
　　这每年的花销在三亿两左右，比大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多。
　　如果不发行这五十亿两国债，那朱翊釴只能调动银行中的钱粮来赈灾。
　　这样的举动放在平时没什么，但放在大灾之年就不行了。
　　万一有人走漏消息，那百姓们人心浮动，难免发生挤兑事情。
　　发行国债，用富人的钱来赈灾，这就是朱翊釴能动用最好的办法。
　　他不是什么武皇帝，也没有那么高的威望来兴大案，所以他能做的只有在妥协中寻找办法。
　　面对自然，大明朝依旧那么弱小……
　　隆庆六年，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旱情依旧，并且部分地区爆发蝗灾。
　　同年，江南海水倒灌，但由于洪熙时期制定了完善的河堤制度和束水闸的设计，江南并没有遭受很大灾害。
　　六月，东北地区大雨不断，东北的河流引起洪涝，但并未造成太大损失。
　　十月，西洲爆发维也纳会战，神圣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在此交战。
　　同月，肇州侯陈会上疏称东北气候不断降温，昔年每亩田地使用机器耕种并播洒肥料，到了十月都能收获三百斤水稻。
　　然而自隆庆二年开始，粮食产量每况日下，今岁每亩仅收获约二百五十斤左右。
　　根据吉林农学院统计，小冰期活跃以来，东北粮食总产从嘉靖十八年巅峰的七亿四千二百余万石，下降到了如今的五亿七千六百余万石，整体下降23%……
　　如果没有尿素、钾肥、磷肥，这个粮食产量还会下降约30%左右，每亩产量不会高于140斤。
　　这还是有了机械后深垦的产量，如果依旧使用畜力耕种，那估计连亩产120斤都达不到。
　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东北的粮食却还能每年向关内输送二亿石，也全赖大明自洪熙年间开始对东北的开发。
　　隆庆七年二月，毕懋康成为太学院长。
　　四月，户部奏报朱翊釴，陕西、河南、山西、山东及北直隶部分地区百姓在过去七年时间里，断断续续向南迁徙数量三千万人，大多数前往了江南，南洋、南洲甚至昆仑洲。
　　五月，户部奏报南直隶、浙江、江西三省人口分别为六千六百余万，四千四百余万，四千二百余万。
　　三地人口约占据大明朝总人口17.8%，三地贡献税收为27.6%……
　　八月，翰林学士温体仁弹劾燕党祸乱朝纲，浙党与燕党再度党争。
　　十月，西班牙吞并葡萄牙，大明依旧称其为弗朗机。
　　腊月，河南布政使阮大铖遭浙党温体仁弹劾贪腐赈灾钱粮，朱翊釴怒命温体仁查案。
　　温体仁借机打压燕党，阮大铖、王世贞、惠施扬等二百余名官员被查，查获钱粮宅邸折色为七百八十余万两。
　　朱翊釴将阮大铖等人处斩，钱粮充入赈灾款项。
　　隆庆八年三月，大食地区爆发蝗灾，常平仓粮遭到哄抢，大食布政使袁崇焕下令兵马司镇压饥民，引起民变。饥民乌代·默罕默德自称阿拉伯王室后裔，聚饥民三十余万发动叛乱。
　　大食地区是嘉靖十六年，武宗朱厚照率军平叛而设置的新行政区，然而在嘉靖六十七年的时间里，大明并未对这块地方进行太多基础建设，导致当地并没有铁路和公路，赈灾粮食无法运抵灾区。
　　乌代的叛乱范围不断扩大，很快就占据了大食地区的内陆地区。
　　四月二十四日，大食布政使袁崇焕上疏弹劾大食都指挥使毛文龙养寇自重，请求准许自己带兵平叛。
　　奏疏上疏过后，朱翊釴大为恼怒，下旨罢免袁崇焕，调陕西按察使卢象升任大食布政使。
　　五月初七，兵部尚书袁可立上疏称：“国朝危难间，当稳军队，稳军队则天下稳。国朝军队兵卒自永乐年间至今，军饷二百余年未增加，而物价上涨四成有余，当加军饷以定军心。”
　　朱翊釴闻言十分认可，遂将内地兵卒军饷由每年二十两调整为三十两，边疆由五十两调为六十两。
　　军饷调整后，八十五万明军欢欣鼓舞。
　　九月，袁可立又上疏请求改革并精简兵马司兵卒，并将兵马司兵卒军饷提高。
　　有了上次的效果，朱翊釴对袁可立的话十分信服，遂准许其改革兵马司。
　　十月，袁可立将兵马司改革，设兵马司衙门，兵部侍郎一位，员外郎四位，主事十二位。
　　地方上，分别设兵备三十九道，每道负责一省，每省兵备道不定数，编制以卫、团、营、旅、队、什为主。
　　小县设一兵备旅，数量一百四十二人。
　　中县设一兵备旅，数量四百二十六人。
　　大县设一兵备团，数量一千二百七十八人。
　　若是省会，则是设一卫三千八百余人。
　　诸如两京这种地方，则是东、西县各设一卫，合计七千六百余人。
　　至于兵马员俸禄，也从原本的每年十五两增加到了二十两。
　　经过袁可立的改革，兵马司从原本臃肿的一百二十四万，裁汰为了八十六万。
　　从军队到兵马司，朱翊釴的改革成效显著。
　　不出意外，隆庆九年二月，兵部左侍郎孙传庭成为了皇帝对天下的传声筒，宣布对吏治进行裁汰改革。
　　尽管谁都知道皇帝接下来要对吏治进行改革，但谁都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敢站在皇帝那边。
　　要知道现在不是洪熙、不是景泰、也不是成化正德，如今的皇帝没有军功，朝野内外也不太平。
　　在这种节骨眼上站队皇帝，这并不是什么好选择。
　　大明立国已经二百六十九年，这个时期的西汉已经成了东汉，甚至连东汉都进入了灭亡倒计时。
　　这个时期的大唐距离灭亡也不过二十年时间，而两宋距离灭亡也不过五十年。
　　尽管人们知道不能以古论今，但却总避免不了对比。
　　更别提如今大明遍地灾情，全靠南洋和南洲、东北不断输送粮食才得以渡过过去八年时间了。
　　尽管朝廷一再再说小冰河期的活跃期持续不了太久，但眼看江南都积雪尺许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小冰河期恐怕不会那么快结束。
　　孙传庭的站队行为，在许多人看来，无疑很愚蠢……
　　三月，孙传庭被拔擢为吏部尚书，兼任京察巡抚。
　　朱翊釴发天子旗牌，准孙传庭便宜行事。
　　五月，孙传庭艰难招募了六千名五司京察官员后，便开启了浩浩荡荡的京察行动。
　　他从北京开始着手，这与前几次的京察不一样。
　　此前的京察是从下往上查，而孙传庭却从上往下查，并且先拿宫廷动手。
　　对此，孙传庭与朱翊釴交代出自己的想法。
　　孙传庭认为，内廷之中的太监贪婪成性，并且时常泄露消息给外廷之人，所以京察必须先从内廷太监宫女动手，其次便是对在京勋臣文官动手。
　　只要在京官员倒下，地方上的官员就没有了靠山，而陛下已经通过提高军饷和兵马司俸禄积攒了民心，哪怕地方有叛乱，也很难形成气候，随时了镇压。
　　孙传庭的想法很危险，但朱翊釴却认为很有道理，故此批准了他由上到下的京察思想。
　　五月二十四日，孙传庭正式开展京察。
　　仅一个半月时间，便有内廷太监大小七百多名被京察招供，吐出赃款二千四百二十六万两。
　　得知消息，朱翊釴震怒不已，在下旨处死这群太监后，竟气郁不豫，一病不起。
　　倒下前，朱翊釴令皇太子朱常清监国，并让朱常清继续支持孙传庭京察。
　　百官闻言，随即开始向朱常清弹劾孙传庭，然而朱常清却反问：“传庭何罪有？”
　　显然，朱常清也是个明白人，他清楚不解决吏治问题，赈灾的事情就无从说起，不管发下去多少钱粮，最终还是会落入贪官污吏的口袋。
　　正因为有了他的支持，孙传庭信心大增，随即开展京官及勋臣的京察。
　　九月十八日，孙传庭上奏曹国公李怀玉，成国公朱纯成、殿阁大学士张缙彦、陈演等勋臣文官二千七百六十五人皆有受贿罪行，并移交罪证于乾清宫。
　　彼时在京勋臣文官不过九千六百余人，孙传庭不过查了四个月，便查出如此多贪腐之人，这令朱翊釴震怒之下呕血不止，令孙传庭依法办案。
　　九月十九日，孙传庭与锦衣卫指挥使胡能率燕山卫、吉林卫对在京涉事官员展开缉捕。
　　十月初九，贵州都指挥使王崇明举兵叛乱，邀天下共讨孙传庭，以清君侧。
　　十月十五，老挝都指挥使李邦彦响应王崇明。
　　十月二十二，北洲卫王朱载堼起兵靖难，以清君侧。
　　一时间，西南及北洲狼烟四起，朱常清令各地都司兵马进行平叛，但各地都司武官阳奉阴违，唯陕西都指挥使曹文诏、河中都指挥使曹变蛟几人请命平叛。
　　冬月初二，孙传庭乞请统兵平叛，朱常清准允。
　　消息传出，地方震动不已，孙传庭也成为自王守仁后，第一个统军文臣。
　　冬月十四，王崇明攻掠贵州全境，麾下兵卒虽不愿叛乱，但木已成舟，而逃兵基本被处于枪决，故此无人敢不听调令。
　　冬月十七，孙传庭率燕山卫、吉林卫赶赴重庆，于宴席间杀四川、湖广都指挥使左良玉、贺人龙。
　　冬月二十，孙传庭统帅湖广、四川等地兵马围剿王崇明，两军交战于播州，孙传庭令空军投放招安告示。
　　彼时王崇明麾下兵卒本不愿作乱。眼见朝廷既往不咎，纷纷临阵倒戈。
　　孙传庭见状，重兵压上，于播州海龙关大破王崇明，击毙顽抗者一千六百余人，招抚叛军三万八千余人，王崇明死于轰炸中。
　　腊月初二，孙传庭收复贵州全境，向老挝进兵。
　　腊月初五，孙传庭率兵抵达普洱府，老挝都指挥使李邦彦被其部下击毙，老挝叛军投降。
　　对于叛乱的武官，孙传庭将其一并处死，中下层的军官和士兵则依旧任职。
　　隆庆十年二月，孙传庭平叛归来，时卫王朱载堼攻城掠地北洲二十四府沦陷八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