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求道与陈与义拱手：“观察宅心仁厚，才能野无遗贤！”
　　王宵猎笑着摆手：“这种恭维的话，不说也罢。襄阳、邓州是大地方，又无战事，在这里躲避战事的文人不知道有多少。但我们征召官员，还是没有人来。野无遗贤四个字，听起来有些讽刺了。缺人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管八州，治下何止数百万人，自己培养就是了。我说意思是，我们这些读书认字的人，不要觉得自己聪明。世间聪明的人，很多都没有机会入学。若是财政宽裕，当广建学校，自然就能够选出合适的人来。百姓入了学，纵然不出来为官为吏，也多了一身本事。”
　　众人一起称是。
　　汪若海道：“本朝州县必有书院，设学事官，皆是前朝未有之事。观察广建学校，更是大功德。”
　　王宵猎道：“算得什么大功德？使百姓能够入学，本来就是朝廷该做的事。不能别人做不到，我们努力去做了，就觉得有什么功劳。你们记住，广建学校也是接下来的要事。”
　　说完，看着姜敏，王宵猎道：“若是有时间我也读书。这些日子颇有些心得，讲给你参考。这里是襄阳，据说诸葛武侯便躬耕于此。武侯读书，观其大略。陶渊明《五柳先生》中说好读书而不求甚解。这两句话不管其他什么意思，对于我来说，是读书只读对自己有用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，而不必讲究精读细读。我有一句话，就是不管是读书还是学习，要学得进，走得出。学得进才能够知道学的知识的乐趣和用处。走得出，才能真正理解自己所学。”
　　陈求道道：“自小求学，讲学得进的老师多了，第一次听说还要走得出。”
　　王宵猎道：“走得出，就是讲不能够为了读书而读书，而要知道这些知识对自己的用处。我曾经讲过，我读儒家之经典，就注意到《诗经》是诸经之首。为什么？有人说其词藻华美，有讲其情真意切，许多种说法。但我认为不只是如此，而是因为《诗经》中分为风、雅、颂，恰好暗含政治。风指的是天下各国的风土人情，百姓对朝廷官府的看法，为其首。走出来，就知道原来古人是这样的，百姓的所思所想在朝廷中原来这么重要。再往后，比如汉有乐府，到南北朝这样反映百姓的诗就少了。到了唐朝，诗歌最为繁盛，但与百姓关系不大。与百姓关系大的，成了曲子词。到了本朝，诗词繁盛一时，但真正与百姓关联大的却又成了话本。对于朝廷来说，先秦的国风，汉朝的乐府，唐朝的曲子词，本朝的话本，都是能够反映百姓喜乐的。那么儒者读书，先秦读国风，汉朝读乐府，唐朝曲子词，本朝的话本，才是正道。”
　　几个文人听了，不由目瞪口呆。他们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说法。唐朝的曲子词那时文人不看在眼里，宋朝的话本同样不被文人重视。没想到在王宵猎嘴里，却成了文人必须要读的内容。
　　王宵猎道：“姜敏天生聪慧，大部分知识，都是能够学得进的。只是要想真有所成就，就必须能够走得出来。我们现在军校教的，是这两年军队作战所总结，其中有很多有用的知识，也有很多错误。不能够觉得学好了，就能够做统军大将。而要知道，那只是入门而已。”
　　姜敏在一边听着，虽然不太明白，但有些明白王宵猎的意思了。


第344章 精选官员
　　一切收拾妥当，已经太阳西垂。士卒在院中摆开桌子，上来酒菜，为汪若海接风。
　　王宵猎举起酒杯，道：“从我起意设司令部，到今天几个月了。这几个月陈参议用了不少心力。奈何不适合此事，而且我也没有想清楚，今天换做汪参议来做。以后军队的日常管理，行军打仗，主要是从这里发命令出去，重要无比。汪参议千万用心，真正把此事做好。”
　　汪若海道声不敢，举起酒杯，与王宵猎一饮而尽。
　　放下酒杯，王宵猎道：“这一次回来，无论是军政还是民政，都要大变。军政变化最大的，就是指挥。除了设司令部，还有其他的相应变化。民政的变化，简单来说就是一要精简，包括政事和官员。还有一个就是精选，不只是精选官员，还要精选吏人。以前的官府，经常用差役来做吏人。省钱吗。以后不这样了。差役就是差役，范围受到限制。比如乡兵，比如防洪，比如看管村里仓库，诸如此类。吏人就是吏人，是官府雇佣的，必须要给钱。”
　　陈求道道：“若是给钱，数目可是不少。一时之间哪里来那么多钱？”
　　王宵猎道：“吏人是专职为官府做事，若不给钱，他们的衣食从哪里来？”
　　陈求道道：“选的衙前等役，都是上等户，他们家里有钱。官府钱财一时不足，算是民助。”
　　“那为何不直接收税来雇人呢？”王宵猎摇了摇头。“荆公变法，其中一条是雇役钱，不就是这个意思？当然，向百姓收雇役钱，本来就没有道理，我们不会收。官府没有钱，那就赚钱。我们的官府有许多赚钱的路子啊。现在大的有供销社、银行，还有酒楼，还有商场，以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场。这些都是要赚钱的。若是赚不来钱，主管的官员就要被惩罚！”
　　陈求道道：“茶是禁榷之物，许多年份都收不上来多少钱，更何况是这些？”
　　王宵猎道：“茶税少，是因为官员贪污、纵容，钱到了茶商手里，还有大量的陈茶在库里朽烂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稽查不来，很少惩处，许多原因了。官府要赚钱，这些产业都要严格稽查，奖惩有力。这些以后再谈。总而言之，官府缺钱就去赚钱！没有道理百姓能赚来钱，官府赚不到。”
　　见几个人都不以为然的样子，王宵猎道：“你们不信？所以我说，以后要精选官吏。以后凡是官吏必经考试。官员有官员的考试，吏员有吏员的考试。内容不一样，主持的衙门也不一样。当然，他们的收入也不一样。官员的收入比较高，必须让他们用薪俸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。吏员的薪俸相对比较低，让他们用薪俸就能养家糊口，过上正常的生活。”
　　陈求道听了不由苦笑：“谁不想让下面字员拿到手的钱多？但官府的收入总有定数。”
　　王宵猎道：“说是有定数，其实哪里有定数？官府花的钱多了，加捐加税，不一样能收上来？只是我们不靠加捐加税了，而是要去自己赚。实在赚不来，就先借债。政权掌握全部权力，连自己的官吏都养活不起，这个政权是怎么回事？此事你不必担心，我自有主张。”
　　这个问题王宵猎前些日子才彻底想明白。一个政权，掌握社会的全部权力。这个情况下，如果赚不来养活官吏的钱，这种政权应该觉得羞愧。官员都是精挑细选的，百姓能赚到钱，这些官员有充足的资金支持，有政策的便利，赚不到钱是为什么呢？要么官府有问题，要么就是官员有问题。
　　有人说，官府缺钱应该收税。有人主张向穷人收。因为穷人多，每个人收不多就是大数字。还有人主张向富人收。因为富人有钱，收了他们的钱，还可以补贴穷人。
　　王宵猎认为，税如果定了数额，就不应该多收。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，赚到钱是他们的本事，赚不到钱不要怨谁。当然，用各种补贴、政策催生出来的富人不在此列。有这种情况，应该先查做决定的官员。不管是因为政策需要，还是官员的私人决定，查清楚就好。
　　在前世，有一个词很火，叫纳税人。还有人喜欢说，政府是纳税人养的，应该为纳税人服务。中国政府机关的大墙上写着，为人民服务，什么叫为纳税人服务？不纳税，政府就不为他服务了？有人纳税多，就应该享受更多的政府服务？在中国没有道理。
　　曾经，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有一个小故事。说是在北欧，具体哪个国家忘记了，一个老太太被警察拦住了。具体什么事情王宵猎不记得，当然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老太太被拦住后，把警察狠狠骂了一通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是纳税人，警察要为她服务。这个故事被很多报刊转载，一时流传很广。很多人看了这个故事，突然觉得自己也交税，是纳税人，为什么不能这样呢？
　　这样的小故事不只是这一个。还有一个美国老太太，贷款买了房子。到自己老死的时候，房贷终于还回完了。有一个中国老太太，辛苦一辈子，终于攒够买房子的钱，临死前买了房子。然后美国的老太太说，我们都是一辈子的积蓄买房子，我住了一辈子这房子，而你一天都没住上。后边的故事就耳熟能详了，中国开始房产改革。
　　并不是说中国进行房产改革不对，而是用这种方法不对。作为政权，或者作为学者，不要耍这种小聪明。耍小聪明的人，没有出息，还会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。
　　从晚清民国，一直到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间，中国派出了无数的公派留学生。政府希望，这些留学生能把外国的先进经验学回来，为中国服务。这一百五十年间，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，社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但很多方面，学到的并不足。特别是关于政权，闰于社会治理，也带回了许多不适合中国的东西。
　　欧美的政权很多是来自资产阶级革命。他们把王权拉下来，市民登上舞台。这种革命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，在世界的许多地方，也都没有发生过。因为欧洲本来就有一种不属王权的城市，只要市民交税，由市民自治。后来的欧美国家政治制度，许多脱胎于此。中国从来不是这样，哪怕是草市，也依然是皇权治下。中国的社会管理，当然应该与欧美不同。
　　不客气地说，在思想和社会治理层面，中国的留学生们并没有带回足够的知识。大多数时候，他们只是把从欧美学到的翻译成汉语，甚至不翻译，带回了祖国。在中国，这些知识哪些合适，又有哪些不合适，不合适应该怎么改，基本都不清楚。不合适怎么办？把中国改成他们学到的样子，全面西化。不只是社会制度要改，人们的思想也要改，文化也要改。甚至就连汉字，有人认为也要改。不只是在晚清民国时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候，还在数十年后，计算机出现，因为汉字不适合计算机，把汉字罗马化写入中小学教材里，作为正规的国家政策方向。
　　从中国被欧美列打开国门，人民饱受欺凌，近二百年间，中国一直在反思自己为什么落后。只是中国的文人，用二百年，也没有给出答案。有人提出这个问题，回答非常之多。因为思想，因为文化，甚至是因为人种，话越说越大。但要他们讲清楚，又有哪个能讲清楚？
　　二百年间，中国人民一直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。但是用二百年，中国文化连当初为什么落后都没有搞清楚，又能给出什么方法？问起来，就有人讲我觉得应该像美国那样，应该像欧洲那样，应该像日本那样，就是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。
　　讲起中国历史，就按照自己在欧美人那里学来的，对历史肆意剪裁，甚至涂改。中国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意味着什么，许多人不清楚，他们也不想清楚。谈起历史，他们更喜欢言必称希罗，说人家西方人是什么样子的，后来他们是什么样子的。你看看，人家西方人现在多发达。
　　问如果回到古代，怎么样改变后世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？必有人回答，消灭儒家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中国主流的思想，主流的思想带来了中国的落后。
　　有道理吗？如果说这样的话有道理，这世上的事就太简单了，比小孩子的游戏还简单。不说中国历史上灿烂的辉煌成就，就是独尊儒术的汉武帝，就让这说法可笑无比。又有人说，虽然汉武帝的时候中国东征西讨，但儒家流传下来，造成了两千年后的落后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儒家禁锢思想，什么儒家压制科学，什么儒家通敌卖国，诸般种种。
　　王宵猎只能说，你好聪明啊。说了这么多，为什么不去批判禁锢思想的人，不去批判压制科学的人，不去批判通敌卖国的人。中国落后，为什么不去批判落后时的政权？
　　从学问中走出来，再回忆前世的学问和记忆，王宵猎就明白，按他们说的不靠谱。就跟小孩子被更强壮的孩子打了，不反思为什么被打，说人家家里有氢弹。能够靠得住的，是新中国的成立，把在中国古代高高在上的天命，拉下来，改成了人民。
　　精选官员。怎么精选？选聪明的？还是选道德好的？中国古代就有这个问题，选贤选能？古代有古代的标准，有自己的办法，王宵猎当然也要有办法。但不管什么办法，总要有评判标准。古代的评判标准是天命，这也是臣事君以忠的来源。忠君忠的是天命，而不是具体的哪个人。宋朝才有范仲淹所说，左右天子为大忠。王宵猎要用人民来代替天命，自然就会有不同的标准。
　　精挑细选出来的官员，是政权需要的宝贵人才。当然不能够苛待人才，王宵猎要做的，就是增加官员的俸禄。政权的钱，不只是收税，不只是专卖，需要想办法挣出来。


第345章 权力在官服
　　太阳落下山去，在天边染出大片晚霞。西边的城楼在这漫天霞光中，镶上金边。
　　王宵猎放下酒杯，看着晚霞，缓缓说道：“这个世界上，人住在一起，除非是部落，凡是国家，都有国君，有官员，有差役。我经常在想，为什么有这些人？老子说人的生活，应当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老死不相往来。对不对？许多人说不对。我觉得，不能这么简单地说不对，而是有条件的。如果自己家里什么都有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没有什么不对。”
　　说到这里，王宵猎看着众人，问道：“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　　其余人茫然地摇了摇头。王宵猎的话，初看起来有许多话可以接，但细想起来未必。
　　王宵猎道：“人活在世界上，许多时候不是必须如此，而是不得不如此。韩非说，远古之时，人民少而禽兽众。其实何止禽兽众，什么东西都多。如果周围没有猛兽，随便打只鹿，捕条鱼，便就够了一家人口食。到了后来，人越来越多，口食就不那么容易，人又学会了种地。再到后来，不只是种地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新奇的东西。比如喝的酒，熏的香，睡的床，用的桌，器物越来越精美。再到后来，又有丝竹之声，美人歌舞，许多好看好玩的东西。”
　　说到这里，王宵猎举起酒杯，一饮而下。道：“这个世界很繁华，这个世界其实很有意思的。”
　　众人一起喝了酒。放下杯，都看着王宵猎。大家都觉得，今天王宵猎说的不一般。
　　王宵猎道：“这些好看的，好玩的，你想要有，我也想要有。但又没有那么多？怎么办呢？有人就讲要去除欲望，说人生是苦的，苦的根源就是欲望。也有人说，有能者居之。还有人说，有德者居之。这样说有这样说的道理，那样说有那样的道理。到底有没有道理呢？我说，都有道理！”
　　“有道理又如何？就要求我也照着那个样子活？凭什么要别人告诉我怎么活？这样不行的！”
　　说到这里，王宵猎把酒杯重重按在桌子上，看着众人道：“诸位大多都是自小读圣贤书，学的是圣贤大道理。书里说我们要做君子，要做好人，要这样，要那样，不能怎么样。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但有道理又如何呢？就要求我们都那样活？”
　　陈与义听得目瞪口呆。过了一会才道：“镇抚，我们读圣贤书，自然应该做君子！”
　　“为什么做君子？”王宵猎摇了摇头。“要我说，君子如北辰，高高在天上，指引着一个方向，却不能够摘在手里。那些做君子的道理，可以指引着我们如何在这世上做人，并不能让我们做君子。”
　　陈与义和陈求道对视一眼，都觉得震惊无比。
　　王宵猎道：“我们汉人，学的儒学之道，所以许多人想着做君子。而那些胡人，不懂儒家道理，又怎么样呢？还有西边的波斯、大食人，他们就不想做君子。还有更西边的人，听说都想做神棍呢。所以说啊，人活在这世界上，有各种各样的活法，不一定都要做君子。”
　　说到这里，王宵猎想了想。道：“我说这些的意思，不是否定读圣贤书，更不是否定做君子，而是说还有其他的活法、想法。不能因为他们不跟我们一样，就觉得不对。一个政权的官员，治下的百姓各种各样。有讲究忠孝仁义的，还有拜佛参禅的，还有吃丹修仙的，还有就想舒服过日子的。这些官员，要尽力让所有的人在自己治下活得自在快乐。所以这些官员，有很高的要求。”
　　陈与义道：“镇抚说过，要精选官员，就是这个意思了？”
　　王宵猎摇了摇头：“不仅仅是这个意思，还有其他的意思。像我前面说的，你有你的道理，我有我的道理，他还有他的道理。这些道理，许多是真地有道理，并不是强辨。比如说儒家贤者，荀子讲人性本恶，孟子又讲人性本善。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？”
　　陈求道道：“本朝之前，天下信奉荀子的人多一些，信奉人性本恶的人也就多一些。到了本朝，儒者推崇韩愈，尊奉孟子的又多了一些，变成信人性本善的人多一些。”
　　“那到底人性是善，还是恶？”王宵猎笑了笑。“人性若本是恶的，就有一套治理方法。而人性若本是善的，又是另一套治理方法。到底是善是恶？要我说，本来没有什么人性，更没有天生是善是恶。人就是人，就是娘胎生下来，活在这世上。说人性是善还是恶，不过是推销自己的一套治国理论罢了。”
　　《三字经》讲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这是儒家的一种看法，还有其他的看法。特别是在宋朝，又有性情理论，最后还有朱熹的存天理，灭人欲，学者进行了许多的讨论。这个问题非常重要，直接关系到学者的治国理论。
　　后世的人对中国学者历史上的争论多不了解，对于人性认识的重要性也不关注。换一个领域，大家都知道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设。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都是理性人，理论才有了基础。这个理性人假设，与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有其相似之处。从人性是善是恶出发，推导出应该怎么治理国家和百姓。
　　见众人疑惑地看着自己，王宵猎摆了摆手：“所以我们这里不必讨论人性是善是恶，也不必由此来推出应该怎么行政。政权的本质，就是这么多人聚到一起，一起生活，一起工作，要管理这么多人。人是不是一定要聚在一起生活，不重要。未来人是不是还是这样生活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子，想治理成什么样子。是要人人安守本分，吃饱穿暖，无欲无求，还是过得一天比一天好，一代更比一代强。前人走路，现在的人骑马，后代的人坐车，更后代的人要在天上飞——”
　　听到这里，一直听得满头雾水的牛皋忍不住，“噗嗤”笑了出来：“观察说的好笑，人如何会在天上飞？若是能在天上飞，不是成了神仙？”
　　王宵猎笑着道：“能把风筝放上天，为何人不能在天上飞？”
　　牛皋听了不由愣住。过了好一会才道：“风筝放上天是一回事，人飞上天又是另一回事。”
　　王宵猎道：“或许有一天，就本来就是一回事呢？我们不能把话说死了，认为就是做不到。我的脑子啊，是个非常神奇的东西，什么都想得出来。初想出来的时候，都觉得是奇思妙想。等到了有一天，不定就变成了稀松平常。”
　　牛皋住口不语。看看众人，只好自己在那里迷惑。
　　王宵猎道：“我说了这么多，就是一个意思。治理国家，选官员，不能被各种说法限制住。治理百姓其实非常地简单，就是让百姓过得越来越好，不要有什么烦心事。而不是说这个人是大儒，那个人是有道高僧，诸如此类，选进官府里来。而是每个官员，有一个标准。做这个官，要有什么能力，需要做什么事情。做了这个官，什么事情不能够做，什么事情必须做。如果做不到，有什么惩罚。如果做得到，有什么奖励。做了这个官，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，有什么样的福利。”
　　陈与义道：“镇抚，选官员无非是选贤与任能。我们读书人读圣贤书，本就是要为君子，入朝则做贤臣。若如你所说，岂不是跟商人请人一般！”
　　王宵猎摇了摇头：“许多时候，朝廷里选官员，还不如商人请人呢。当然，我们的官员，不只是这样的要求。这只是最低的要求，官员必须做到。朝廷里的官员，还有庶官和侍从之分呢。更高的要求，对应的是其他等级。”
　　说到这里，王宵猎想了想，道：“这以说吧，这些官员，就如同一件一件衣服。做了官，就如穿上了这件衣服，有官的权力，享受官的待遇。脱了衣服，便就是寻常百姓。官员的权力待遇，便就在那件公服上。什么微服私访，体察民情，我是不提倡的。穿着公服，这些内容也要了解。说明白一点，这些官员只是因为穿着公服，所以他们是官员。而不是因为是这个人所以是官员。”
　　陈与义听了，不由皱起眉头。
　　王宵猎道：“官员是因为做这个职位，穿着官服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道德高尚之人，清选之士，那就是另一个系统，如朝廷之贴职。这样说，你们应该明白了吧？”
　　陈与义看看陈求道，说道：“有些明白，但有些地方又有些不明白。”
　　王宵猎道：“我说的简单一点。所谓官员，是官府认为哪些事情需要官管，需要做什么事情，选出合适的人来穿那件官服。官府看的是官员和吏员的能力，官员和吏员事情做好了得到较高的待遇。选贤与任能来说，就是任能。还有道德之士，就是选贤，是另一个体系。”


第346章 任能与选贤
　　传统上中国选择官员，有人主张选贤，有人主张任能。比如汉朝，高祖二年刘邦下求贤令，里面就有“与天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，同安辑之。”求贤令，说的很清楚，就是选贤。发展到后来，成了汉朝的察举制。察举制败坏，成为实际上的世家贵族共治制度。到了隋朝改为了科举制，科举制经过改造之后，到了宋朝基本完善，成了官员的主要选拔方式。
　　文彦博曾说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。这句话不奇怪，实际上从刘邦开始就是这个意思。后世的人拿这句话来讽刺宋朝的官员，实际上是不得要领，有些莫名其妙。
　　宋朝之后，蒙古入主中原，带来了大量游牧民族的习惯。在政治上，皇帝与士大夫，或者说帝权与皇权的制衡消失。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，废除了宰相，皇权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加强。到了清朝，皇权再次增强，大臣甚至成了奴才。
　　历史上常说，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政权开始，中国就有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。总的趋势，是皇权越来越强，相权越来越弱。甚至有人说，宋朝是群相制，就是皇权增强的表现。
　　客观地讲，宋朝的相权不弱，只是在北宋单个宰相的权力弱了。但作为总体的政事堂宰执，权力是非常大的，远不是后来的明清可以比的。到了南宋，更加出现了许多权相，有些不正常了。
　　后世的人研究中国历史，经常讲大趋势。自汉之后两千余年，经常用一句话，概括历史趋势，而后把各个朝代套进这个趋势里面。如果有套不进去的，就说是历史的特例，甚至是历史的反动。比如随着历史前进，中央集权越来越强，皇权越来越强。比如随着历史发展，民间商业越来越发达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，在那个时候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。比如随着历史发展，赋税越来越货币化，货币化是历史发展的方向等等。
　　为什么这样是趋势呢？大多讲的是不明白的。或者是外国学者的理论，或者是意识形态，又或者只是少数大学者这样认为。到底历史趋势是什么？不能真信。
　　王宵猎记得，自己前世曾经有一次学位答辨会。一个学生上去，做的是农机普及的研究。一开始就讲，建国之后多么困难，改革开放之后，有什么飞速发展。下面的教授们听得目瞪口呆。有人实在忍不住，告诉他说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农机事业实际上有了很大的成绩，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年，要么就是原地踏步，要么就是大规模后退。直到两千年后，才又重新发展。这才是事实。
　　历史上的研究，很多时候也是这样。比如说赋税货币化是大趋势，代表了社会的先进。实际上大部分时间，农民获得货币是非常难的。不要说在古代，就是在现代，九十年代收业税，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杂税，都给农民造成了极大困难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。农民很大程度上不参与商业活动，收获的是粮食，是实物，赋税货币化就是加大了剥削。
　　很多历史观点都带有这种痕迹。关于宋朝，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重文轻武、以文制武或者是崇文抑武导致军事孱弱了。王宵猎记得自己看过一部英国电影，指挥战争的，是一个工兵营军官。若是按照这些人的说法，也算是以文制武了，应该用个老士官做指挥官才是。这种说法不知道起于何时，在历史学界甚至成为了定论。说起宋朝军事的衰弱，经常有人高高在上的来一句。
　　历史真是这样的？就因为武人的地位低，所以他们的积极性不高，所以不努力打仗，所以军事上不行？怎么换到了欧美国家那里，又换成了另一套说法？
　　从根本上说，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。更深层次地讲，是态度上有问题。
　　新中国建立的时候，教员曾说，我们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。只是后来的历史表明，建立一个新世界，实在比打破旧世界更难。